一个人的成长
试 读
一个人的成长，绝不是孤立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个年头，我有幸来到这个世界。然而，一岁半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丢下母亲、姐姐和我。出生于家境宽裕、又是独生丫头的母亲，难以撑起这个家。一年后，憨厚本分、一字不识的后父上门到我家，我称他为伯伯。
从小学到初中，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当过班长和学习委员。三公公（曾祖辈）儿子赵君圭（后在兰州大学任教）于1950年考上武汉大学，成为头号新闻，轰动老家一方。因此，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。我暗暗、美美地设计：读完初中读高中，一定要考上武汉大学。
谁知，1966年下半年掀起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（以下简称“文革”）席卷全国，一下子吞噬了我和许多青年人的梦想。学校分成两派，打闹不止。宁静而又美好的校园里充斥着邪恶。无法读书，我只得极不情愿地逃离校园，回家务农。
回家务农与自己的人生目标悬殊太大，内心自是百般不甘。此时，身体上的病痛与精神上的打击接踵而至。先是因饮食不洁，突发肠道恶痢，拉血、屙脓，久治不愈，拖延5年之久。身体消瘦，酸软无力，一天不如一天；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“狐骚气”重，报名参加“冷（水溪）旭（日塌）”三线建设，负责登记、政审的民兵营长是本家长辈“喜大叔”，竟当着众多报名者训斥我：“赵辉廷，你没有资格！”当场那种难以言状的委屈与羞辱，伴随着泪水喷涌而出，掉头就往家里跑……面对这种境遇，你说我心中没有恨吗？有，说真的。但我不恨“喜大叔”，因为那不是他的错。我只恨自己生错了廊场。
试想想，我连去深山沟里挖土、搬岩头的资格都没有，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？痛苦、失望，甚至绝望……
尽管“文革”中一些人道德沦丧，但善良无处不在。这时，一个人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。这个人就是我们大队支部书记李玉清。因我母亲姓李，平素日碰到他，大人交待我叫他“玉清舅舅”。1969年8月初的一天，他来到我家，刚坐下，手里端着伯伯递给他的一碗茶还没喝，就微笑着对我说：“辉廷哪，我看你体子差，做工夫（指农活）嘁亏（意为很累，难以胜任），不如去教书，好不好？”一听要我去教书当老师，觉得不仅体力上轻松，而且可以改变自己的“身份”，当然愿意。见我愿意，他要我第二天去大队学校报到。
玉清舅舅为什么会关照我，我当时没细想。过后，我反复搜索我家与他的关系，横竖不沾边。虽然两家各是一个生产队，但从未以亲戚关系来往过。按乡间习俗，总要沾亲带故才值得关照，更何况正值特殊敏感时期，他身为大队支部书记，稍有不慎，会惹祸上身。多年后，过接到别家为子的三叔告诉我，玉清舅舅出身贫苦，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工作，加入了党组织。他在土改工作中与我父亲关系十分要好。我想，与他要好的人却过早离世，不免伤感。由此，心根善良的玉清舅舅自然对好友之子产生怜悯之情，施以援手。再说，亲友们都晓得我会读书，能写一手好毛笔字，此时大队学校又正缺老师。不管是哪种原因，假若玉清舅舅不在大队支部书记位子上，即使他再善良，也爱莫能助。这就是机缘。
“文革”中，一些人以及个别共产党员见风使舵，出卖自己的良知，做亏心事。可玉清舅舅守住初心，没有变。他在大队支部书记位子上十多年，勤政至善，有口皆碑。
我遇上他，真是幸运！
当老师看上去轻松，其实不然。我清楚，“民办教师”对于我，仍然只是一份“临时工”，随时都有可能梭脱掉靶，因此在忐忑不安中，格外珍惜这份“临时工”。因半路出家，不懂教学，我就虚心向老教师请教，多听他们是怎样上课的；再就是多读书、勤思考。大队学校没有图书室，我把当老师的二叔家里仅存的几本书找来读，如小学语文教学、算术教学等。寒暑假时，跑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。那时学习马恩列斯、毛主席著作火热，这对于我来说，显得尤为重要。教学之余，我大量阅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和毛主席的原著，还有鲁迅的书。如恩格斯著名的哲学著作《反杜林论》，买来后根本看不懂，像读天书似的。我便买来相关的辅助读物，一个字一个词地“啃”，逐渐弄懂了许多，并写下了大量心得笔记。说实在话，这种政治学习，一开始是迫于形势，迫于给自身加分的需要，比较勉强，但在勉强之中慢慢尝到了甜头，这种甜头慢慢促使我成为自觉行为。因为在伟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不一样的精神世界，打开了自己认识人、认识事物、认识社会的窗户，相对提高了认知视野和境界，同时对自己教学也有帮助。
“文革”取消了所有考试制度，上大中专院校读书、参加工作等等，一律实行推荐制。1972年上半年，上面下达给我们大队一名指标，去常德师范学校（以下简称常师）读书，公社驻大队工作组先已推荐了一人，是我同宗兄长，也在大队学校教书。他家出身好。但他的政审表，经公社联校送到区联校校长王晋元同志面前时，当即被王校长否定了，点名要推荐我。王校长要求公社联校校长吴仁兴同志马上去我大队，找支部书记李玉清，召集大队支部委员会议，重新讨论推荐人选，说上面指定的是赵辉廷。大队支部委员们一听是上面指定的，都无异议，一致通过。我们学校校长黎盛海（唯一的国家教师）要我填写个人履历表和自传时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先被推荐的老兄本人没说半个不字，但他的父母晓得后，到学校大吵大闹了好几天，说我没有“资格”去读书。因此我没抱任何幻想。
真正的麻烦出在政审关。区联校负责政工的黎盛国与吴贤斌两人先后4次往返县文教局和我家，就因为我姑父姑母（住在隔壁大队）是富农份子，县文教局政审时未予通过。第5次，王晋元校长亲自出马，带上我平时政治学习心得笔记5大本，跑到县文教局据理力争，说：工作队推荐的人家庭出身好，可在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方面拿不出一个字的心得笔记，而我们推荐的赵辉廷，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是不假，可他热爱学习，工作扎实，这5大本心得笔记摆在这里，白纸黑字，你们认为应该推荐谁去最合适？
就这样，我的政审终于被通过。当我从黎盛国、吴贤斌二人手中接过常师入学通知书时，就像一场梦，回到家，激动得哭了一个下午！我激动，不仅仅是好梦成真，而是感动黎盛国、吴贤斌二人心存善意，不因我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而放弃；尤为感动的是，他们二人告诉我王晋元校长亲自出面的情景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不可能去读书，不可能有我的今天！而我与王晋元校长从未谋面。我认得他，只是偶尔在寒暑假期间全公社教师集训大会上，公社联校请他讲话。他讲话干脆、利索，言简意明。我们之间非亲非故，他为什么力排众议，直接点名推荐我去读书？我至今不得而知。
我是幸运的，又遇上了一位好人！
也许，一个人在逆境中无声地耕耘，总会被好心人发现、被关注、被提携。从玉清舅舅和王晋元校长两人身上，我看到了干净的灵魂和善良的人性。尤其是在“文革”非常时期，他们作为基层领导和一名共产党员，始终守住初心，不被时势所改变，难能可贵。他们两人秉承公正的品质是我心仪的楷模，一直影响着我。
润物细无声。我知道我的幸运来之不易，唯有把感恩化为发奋读书、勤恳扎实的工作，作为最好的回报。在常师读书期间，我期期都是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，毕业后被指名分配到湖南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典型——慈利县长峪铺大队学校，先后担任过区重点小学、长峪铺学校校长，当选为通津铺公社教育战线唯一的劳动模范，出席过常德地区教育战线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表彰大会。1976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业余爱好文学、爱好写作、爱好书画，尽量涉猎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充实自己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。
1976年4月，县里筹备庆祝纪念毛主席五·七指示发表10周年大会，抽调我去县文化馆创作、画大型宣传画。1980年10月，县委宣传部一纸调令，我离开通津铺公社中学，调入刚刚成立的县文化局戏工室，从事戏剧创作，后又调往县委统战部、宣传部工作。1983年，慈利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开发索溪峪，发展旅游业。当时的索溪峪是慈利的边远之地，离县城近90公里，交通极为不便，教育、卫生基础条件十分落后。开创伊始，县里动员国家干部、职工前往，还附加解决家属子女就业、本人升职等优厚条件，但都不愿意。这年10月，我作出决定，主动要求调往刚刚成立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索管局）工作。时任县长严高明同志看到我的请调报告后十分高兴，当即给我打电话，要我去他办公室面谈，说我是目前全县唯一主动要求去索溪峪工作的干部，动因何在。我的回答很简单：我爱好文学艺术，呆在县城里很难有更大的进步，而索溪峪一旦对外开放后，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很多文艺名家慕名而来，我生活、工作在这里，就有机会与他们零距离接触，这无疑对提高我的文学艺术水平大有帮助。高明同志问我还有什么要求，我说没有，他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同意。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的家庭状况、我的遭遇、我的学识基础及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域文化影响，我不可能成为名家、大家，但索溪峪、武陵源馈赠予我的，是让我的文学艺术眼界、素养与创作能力有了新的飞跃，为回报、服务于这块土地成为可能。
1983年的索溪峪，贫穷、落后，满目荒凉。要公路没公路，要电没电，办公、住宿用房是用竹撇子夹墙泥糊的简易房；进山踏察景区、景点和路线要过34道水；饿了，吃自己带的麦面软饼；渴了，趴在溪边捧水喝。开发景区，发展旅游业，是一项全新的事业。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此既陌生又新鲜，兴奋中充满憧憬，虽辛苦，但很开心。
因为我来索溪峪工作的目的单纯，没有功利动机。我曾书写“翰墨千古事，好官一时荣”联语，张贴在办公室，以表达自己的心迹。因此，除了埋头工作、尽职尽责以外，个人订阅了《风景名胜》、《旅游》等6、7种报刊，挤出时间看书、读报，学习风景区建设和旅游业相关知识，尽快使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。一个人的努力与成长，取决于自我发力。这种发力是夯实自我的必需，是自觉行为。若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前行，浮躁而又虚伪，一旦功利旁落，常在失望与埋怨中颓废，甚至堕落。我牢记先贤的人生“三不朽”，即“立德立功立言”的教诲，来激励、鞭策自己。
良好的愿望，一定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托底，才能助推你的愿望展翅高飞。刚到索溪峪工作不久，我又遇到了一位好领导——索管局第一任局长吴扬德同志。他心地敦厚，宽容大度，善解人意；工作中有见地，不官僚，善用人，舍得放手，又刚正不阿。他上任不到3个月，了解了我的实际情况后，主动找县教育局和江垭区联校协商，调剂民办教师指标，把我爱人从远在70公里之外的长峪铺学校调来军地坪小学，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。这让我十分感动。他晓得我的爱好后，总是创造条件，让我外出或进修、或观摩；凡是全国各地来索溪峪采风的文艺家，他大都安排我去作陪。因此，我有幸结识了吴丈蜀、鲁慕迅、汪曾祺、浩然、羊春秋、霍松林等一大批文学艺术界名家高手。有的成为至交，耳提面命，受益匪浅。所以，我在索管局工作的6年内，心灵自由、舒畅。一个单位“一把手”的德性、人格魅力及胸襟的好坏与否，至关重要。它决定着人心向背、事业兴衰。优秀的“一把手”，既是技艺全面、高超的“厨师”，可以烹制出极具特色、能充分调动大家工作热情和潜力的文化“美味”，又是道德、精神高地的领袖，其言行举止可以垂范，引领化人，成为年轻人坚定信仰、心仪效仿的榜样。能在这样一位“一把手”领导下的单位里工作，这个单位必定呈现出向心凝聚、生机勃然的局面。
1989年6月，大庸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应运而生。我被任命为首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。此时，正值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时期，区工委、区政府无办公场所、无办公设施、无工作用车。我记得，为节省经费，有利于很快对外挂牌办公，连区工委和区政府筹备组的牌子，都是我用美术字一点一画写出来的。
新区初创，百业待兴，加之机构精简，编制有限，人手少。开始3年，区工委办与区政府办合署办公，办公室仅有4人。我是名副其实的“大管家”，负责会议记录、起草公文、上传下达、调度用车、安排接待、协调关系，等等，整天忙得两脚不沾地，工作到深夜是常态，但我毫无怨言。因为我深知，是区工委信任我，才让我担当这个重要的职务。所以为人做事，要把不负我心放在首位，才能不负领导信赖。因此，我恪尽职守，竭尽全力把工作做细、做到位，大到公文把关，小至誊抄会议纪要稿的字迹，反复审核，一丝不苟。你自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而检验这种能力的唯一标准，就是对待工作的态度、效率和质量。担任办公室主任近4年，工作上没出现任何差错。1991年，因担负申遗重任，我带领3人多次往返武陵源、长沙、北京搜集图片、资料，住最便宜的招待所、住地下室。7月8日，从长沙返回途中，因病毒感染神经，致使面部瘫痪，请医在家治疗。市委常委、区工委书记孙凤鸣同志得知我生病，特意到家中探望，要派车送我去长沙住院，被我谢绝，坚持在家治疗，直到基本痊愈。4年中，我年年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，连续两次受到市政府嘉奖。
1983年到索管局工作，1997年7月调离武陵源区，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、工作了15年。15年内，我对这块土地从不认识、不了解、不熟悉，直到认识她、了解她、熟悉她，对她一往情深。而她反过来滋养了我，无私地馈赠予我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。
我庆幸，我此生遇上了武陵源，是她给了我一次报答她的机会。
1991年5月，国家建设部将武陵源等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候选单位，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九寨沟、黄龙、黄果树瀑布和路南石林的申报文本（含科学和美学价值文字表述、图片和影像资料等）由四川大学、贵州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的专家、教授负责完成，包干经费高达30万至40万元。而武陵源的申报文本则由我担任主编，由我和田波、李鹏和邓华新4人共同完成撰稿、图片收集和影像资料，全部花费仅8.3万元。5家单位申报文稿在国家建设部评审时，武陵源的文稿受到周干峙副部长的充分肯定，他认为是在5家申报文稿中写得最准确、最生动的，并在总结会议上予以表扬。因武陵源申遗成功，我被评为全国建设系统先进个人。
15年内，我坚持自学，广泛涉猎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艺术，爱好散文、诗词写作，不断积累、沉淀、储备，学有所长，为后来在市文化局、市文联做好本职工作奠定了基础。15年内，我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旅游报》、《星火》和《风景名胜》等15家报刊发表“美在张家界”等散文、美学论文、书法、摄影及风景写生作品近百件（篇）。2004年10月，我在长沙举办古今人赞咏武陵源诗词个人书法作品展。2008年，应邀与全国300位书画名家，参加由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装备部主办的“和平颂”大型公益文化活动，我的书法作品搭乘“神舟七号”飞船，飞上太空。
1999年，新中国成立50周年，省委、省政府决定在长沙举办建国50周年成果展，全省24个单位、战线（其中14个市州、10条战线）参展，并设立6个大奖。我市参展工作由市委宣传部负责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符昌瑞同志指定由我具体承担展馆设计、制作及展品陈列、讲解等一应事项。展馆外观设计及馆内色彩定位由我自己写出创意文案，其制作、安装及布展对外招标。我不负市委、市政府重托，我市展馆荣获由省委、省政府组织专家评选并颁发的“最佳组织、设计奖”，名列全省6个大奖之一。市委书记刘力伟同志说：“这次参展，我们给的经费最少，但辉廷同志工作做得出色。”应该说，我为张家界市争得了荣誉。这一年，我受到市政府嘉奖。2003年3月，我当选市文联主席。市文联没有办公场地，没有像样的办公设施。单位账上没有一分钱存款，相反欠账3.08万元。我去市文联报到的第一天，两人讨账的早已找上门来，日常工作无法正常运转。我只得放下架子和面子到处去寻求支持。湖南天成公司修建旅游商业步行街，公司苏总请我书写“旅游商业步行街”招牌，给报酬1万元，我全拿来给市文联还账。近几年，我每年拿出1.7万元资助老家通津铺镇中小学7名贫困学生，多次捐赠书法作品，参与公益拍卖活动，资助贫困者和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想，是脚下这块热土滋养了我、成就了我。我以己之长，尽微薄之力来回报她，在所不辞。
张家界驰誉中外，市内外广大新闻媒体、作家、诗人和摄影艺术家对外宣传她、赞美她，功不可没。但是利用中国山水画形式来表现她、推介她，我市一直没有开展过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活动。2004年11月，我与市美协副主席吕启琼共同创意、策划，由中国美术家协会、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与张家界市委、市政府共同主办，邀请“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走进张家界采风写生暨创作活动”方案出台。整个活动需要经费300多万元。我向市政府汇报，请予支持。市政府因财政经费困难，爱莫能助。我们只得走向市场，寻求资助商，最后与本省一位企业家洽谈成功。此项活动历时4年，邀请了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122位画家，先后来我市采风写生，创作了132幅山水画作品，出版了精美的《水墨张家界》画集。2008年5月，我们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成功举办“水墨张家界中国画展”。这一活动开创我省市州文联先河，在省内外美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好评。同年6月，湖南省第3届国际旅游节活动在我市举办，其中“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”是规定“动作”，省里要求展览中要有吴冠中、陈复礼等名家的作品，任务重，时间短。市政府指定由我负责此项活动。我千方百计，调动省内外美术、书法和摄影界力量，发挥所长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市文联先后被省文联、市委宣传部评选为全省、全市先进单位，我个人被省文联和市委、市政府授予“德艺双馨”艺术家称号、全市宣传战线先进个人。
一棵树，只有深深植根于生你、养你的这块土地，不断汲取阳光、雨露，才能成为有用之材。我要感谢这块土地，是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赋予我前行的勇气和力量，赋予我自信。
42年来，我时常扪心自问，为人做事，有失误而未失职，有过错而未堕落。我无时不警醒自己，我能拥有这份工作，能有今天，是玉清舅舅、王晋元校长他们给的。他们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。为此，我的一言一行要对得起他们，绝不能玷污他们的善良与信赖。唯有自律，才能守住本真，守住人生道德底线。
我的成长，微不足道，然而一滴晨露中可以照见灿烂的阳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