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

我六岁（以阴历计，若按新法只四岁余）入家塾，读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神童诗》等。本来初上学的学生，有读《三字经》的，也有读《千家诗》或先读《诗经》的，然而我没有读这些。我读了三部“小书”以后，就读四书。四书读毕，读五经。读小书、四书的时候，先生是不讲的，等到读五经了，先生才讲一点。然而背诵是必要的；无论读的书懂不懂，读的遍数多了，居然背得出来。
读书以外，还有识字、习字、对句的三法，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。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，每一个字，不但要念出读法，也要说出意义；这种方法，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，但加上图画，这是比从前进步了。习字是先摹后临，摹是先描红字，后用影格。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，后来用帖子放在前面，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。初学时，先生把住我的手，助我描写，熟练了，才自由挥写。对句是造句的法子，从一个字起，到四个字止，因为五字以上便是做诗，可听其自由造作，不必先出范句了。对句之法，不但名词、动词、静词要针锋相对，而且名词中动、植、矿与器物、宫室等，静词中颜色、性质与数目等，都要各从其类；例如先生出了白马，学生对以黄牛、青狐等，是好的，若用黄金、狡狐等等作对，就不算好了。先生出了登高山，学生对以望远海、鉴止水等，是好的；若用耕绿野、放四海等作对，用颜色、数目来对性质，就不算好了。其他可以类推。还有一点，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，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，侧声字与侧声字对，虽并非绝对的不许，但总以平侧相对为正轨。又练习的时候，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侧，而且在侧声中上、去、入的分别，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。
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，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。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，本是散文的体裁，后来渐渐儿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，演成分股的文体，通常虽称八股，到我学八股的时候，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。六股以前有领题，引用题目的上文，是“开篇”的意义；六股以后又有结论；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，确是整篇。然而领题以前有起讲（或称小讲），约十余句，百余字；起讲以前有承题，约四五句，二十余字；承题以前有破题，仅二句，约十余字；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？我从前很不明白，现在才知道了。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：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（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，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）；进一步，演为四句；再进一步，演为十余句；最后才演为全篇。照本意讲，有了承题，就不必再有破题；有了起讲，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；有了全篇，就不必再有破、承与起讲；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，竟头上安头，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，这实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：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来，告知未曾做过八股文的朋友。
我从十七岁起，就自由的读“考据”“词章”等书籍，不再练习八股文了。

中国留德工学博士第一人

马君武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，一家人靠母亲做工抚养，家境十分贫困。马君武童年时也爱贪玩，读书不用心，还同别人打牌赌钱，有一次被母亲知道了，挨了一顿痛打，结果遍体伤痕，几天睡在床上不能行动，大妹和二弟去安慰说：“哥哥学好吧！这样使母亲怄气，成什么话？”马君武听了大哭一场，暗地下了决心，“拼命读书”，“立志做人”。从此，马君武刻苦自学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把廿四史从头读完，他读得很快，记忆力很强，这三年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18岁那年，马君武考取桂林体用学堂，发奋专攻数学、英语，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，经常学习到深夜。为了避免别人打扰，他常把自己反锁在房里，独自一人静静地读书。1900年春夏到广州，入法国教会学校丕崇书院学习法语。1901年到上海，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学院攻读法语，并开始译书，靠稿费充作学习费用。1901年冬，马君武得友人资助，凑了40块银元做路费，到日本留学，在日本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，对他提倡推翻清王朝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深为赞赏。马君武在日本四年多，一面从事译著，一面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活动，一面刻苦学习，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制造化学专业。
1907年，马君武转入德国，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专业，在校三年，获工学士学位。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发生，马君武离德回国。1913年7月在上海遇到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谈起想再出国留学的事，苦于经济困难，陆竭力支持。两人约定，由中华书局每月预付给马君武稿费大洋200元，作为他赴德留学及他母亲在家的生活费用；马君武则每月为中华书局译稿4万字，三年为期。马君武乃于1913年冬第二次去德国留学，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，1915年获工学士博士学位，是我国留德学生得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。
这样，马君武在青年时代掌握了渊博的知识，不仅学了工科，又学了农科，还在德国波恩任过化学工程师，他不仅自然科学知识广泛，而且文史的功底也很扎实，写了不少诗篇，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。


在南开中学高级修身班上的演说

今日余所言者有二事：其一，关于本校近日内部情形；其二，关于国内近日欢迎与反对一著名人物之批评。言及本校近日内部情形，据余所见，精神殊甚好。若数日前英文演说之全胜，汉文演说之一胜一负，华北运动之球类比赛获胜以及近日本校运动会加人者之多，均足以表示全校精神之佳。然余颇愿由此数事中择几点为诸生告：其一，吾人做事常须竭力求得经验。若本校在八里台开运动会，在今岁系第一次举行。诸事待改良者必甚多。于是当筹备之际，吾即谓诸办事人各人皆宜留意自己所管理之事，有何者应改进之处。预料日内聚会必有若干事提出，可免去明年重犯同一之错误。吾常谓人之由做事而得经验，固可漫不注意，直使一种经验绝不能使人遗忘时，始可谓之为彼之经验。然由此路以得经验则未免太欠经济矣。此种注意力，在起首或不免觉其费力，但练习稍久而成为习惯，则将毫无所苦矣。其二，吾闻之本校此次华北运动会因吾校学生之助兴者，颇有人讥为精神未善。以吾观之实属非是。盖吾以为本校助兴之学生，固为助本校运动员之兴，但绝非为扫他校运动员之兴也。且运动所争者胜负而已。苟一战而负，负而已矣，人格上固犹在也。若夫人格一有损伤，则虽胜又岂值得若许代价哉！此点诸生务须注意，运动员亦须特别注意。
日来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，各处多请之讲演。于是各界对之乃有赞成、反对二种论调。其赞成者谓彼为一著名诗人，且其人非顺应潮流者，且足以代表东方文化，故吾人对之应表示相当敬意。其持反对论调者谓泰戈尔提倡东方文化，反对物质文明，恐青年学子受其影响而亦贱视自然科学。以吾观之，此两面皆未得其中。盖泰戈尔既为一诗人，则固意迫其为形式之讲演，做形式之应酬殊为不可。若谓恐青年学子受其影响，则吾人固可更请注意自然科学之学者讲演。且若果有此等无主见之学生毫无抉别能力，又何能望其将来有所成就？自然而静的生活吾亦非反对，吾年来亦常往西湖诸名胜地做一二日之游散，其目的在变化生活；若一味主张此种生活，则非吾所敢同意者矣。盖中国此际固决不应有此种闲散人民之存在故也。